地方政治率先升级
4月6日上海市公安局发布信息，对“中晋系”相关联的公司进行查处，实际控制人徐勤等人在出境时被公安人员在机场截获，其余20余名核心成员于4月5日也被全部抓获。
警方信息显示，自2012年7月起，以徐勤为实际控制人的“中晋系”公司先后在上海及其他省份投资注册50余家子公司，并控制100余家有限合伙企业，租赁商务楼，雇佣大量业务员，通过网上宣传、线下推广等方式，利用虚假业务、关联交易、虚增业绩等手段骗取投资人信任，并以“中晋合伙人计划”的名义变相承诺高额年化收益，向不特定公众大肆非法吸收资金。
“中晋系”方面数据显示，截至今年2月，中晋合伙人投资总额突破340亿元，总人次超13万，60岁以上投资人超过2万。这是继“e租宝”后，短短几个月内被查的又一桩百亿级的互联网投资理财平台。
“中晋系”公司曾披露的“中晋一期基金50亿完成募集”公告显示，“截至2016年4月1日，中晋一期基金共募集资金52.6亿元人民币，超计划筹资 2.6亿元。通过合伙制股权基金模式，中晋一期以非公开的方式向具有风险识别与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者募集，募集资金主要投资于非上市公司可转债，之后通过被投资项目资产证券化实现在二级市场退出，为投资人实现投资目的。”
各方信息显示，“中晋系”身披私募股权投资的外衣，在线上、线下推广，向投资人承诺高额年化收益，通过独特的合伙人模式圈钱，绕开了目前私募基金募集资金的监管规定，带有典型的“传销模式”色彩。
目前，监管机构以登记备案文件为依据，对私募机构进行事中和事后监督。“中晋系”这种手法其实是2013年、2014年间，天津市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从事非法集资活动的惯用手法。
受此影响，地方政府部门纷纷收紧监管口径，上海市出台了范围内针对打击非法集资的地方政府文件，上海各区县工商管理部门已暂停了金融信息服务类、财富管理类等类型企业注册登记。在国务院专项整治的文件出台之前，地方政府已经率先启动。
过去这几年，中国的线下财富管理基本处于野蛮生长的状态。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应用和普及，线下业务逐渐转移至线上，其业务跨越了地域限制，社会影响和波及范围更大。而此次国务院启动互联网金融专项整治，也将投资理财列为重点规范领域。
今年2月4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的意见》，要求密切关注投资理财、非融资性担保、P2P网络借贷等新的高发重点领域，以及投资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民办教育机构、养老机构等新的风险点。
一位曾长期在金融系统负责处置非法集资活动的司局级官员对记者表示，以“投资理财公司涉嫌非法集资”为例，这是中国金融体制20多年来一直存在的制度性顽疾，一方面监管部门需要打击违法活动，另一方面更需要找到此类违法行为屡禁不止的深层次原因，从根本上彻底杜绝这类违法活动。
P2P立规困境
“P2P”（peer-to-peer lending首字母缩写）是一种“个人对个人”的小额信用贷款，早在2005年，英国出现了全球首家网络借贷平台——Zopa网上互助借贷公司，后迅速全球走红，拓展至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国。
中国P2P网络借贷起源于2006年，由宜信等互联网创业公司引入，2007年拍拍贷和宜信网络借贷平台先后上线，基于互联网技术的P2P借贷模式呈现出蓬勃的生命力。
2013年P2P网贷行业迎来爆炸式增长。2015年新增网贷平台1500多家，各类机构纷纷涌入。金融资本亦蜂拥而至，当年获得风投青睐的平台近70家，一些平台动辄融资上10亿元人民币，行业陷入几近疯狂的境地。
行业发展过快，各类机构良莠不齐，非法集资、诈骗跑路等风险事件频发。2015年全年问题平台达896家，占比为35%，是2014年的3.26倍。按照银监会的统计口径，问题机构的数量要超过这一数目。北京网贷行业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北京市近600家网贷机构，其中200家问题机构，现状与北京的情况基本吻合。
2015年12月28日，银监会等多部门起草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简称《办法》）正式发布，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办法》首次明确了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是金融信息服务中介机构，其本质是信息中介而非信用中介，不得吸收公众存款、归集资金设立资金池、不得自身为出借人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等十二项禁止性行为。
《办法》明确了银监会作为中央金融监管部门负责对网贷业务活动进行制度监管，制定统一的业务规则和监管规则，督促指导地方政府金融监管工作等。地方金融监管部门负责辖内网贷机构的具体监管职能，包括备案管理、规范引导、风险防范和处置工作等。采取实行市场自律为主，行政监管为辅的监管理念，并提出18个月过渡期。过渡期内，网贷机构规范自身行为、行业自查自纠、清理整顿以净化市场。
《办法》一经公布，引起市场巨大反响。这一规定对P2P业务和网贷行业作出了非常严格限定，在征求意见阶段，市场普遍反映《办法》漏洞较多。
目前市场层面的反馈意见都已汇总到政策制定部门。
按照相关流程，银监会收集各方意见后，将根据具体的建议和意见，展开专题论证和研究，对《办法》进行修改完善对外发布。
不过，记者获悉，目前新规的修改工作已经暂缓，相关部门将在这一轮互联网金融专项整治结束后，结合整治情况，充分吸取市场意见和声音，再做修改。
至于《办法》终何时出台，终版本到底会如何修改，还存在很大的变数。其中银监会普惠金融部负责牵头网贷行业规范制定，但是该部门几位主要负责人对如何对网络借贷监管、怎么监管，也持有不同意见。
从市场层面看，眼见P2P网贷监管办法即将落地，很多P2P平台迅速启动转型，或者转为互联网线上理财平台、或者剥离原有P2P业务，市场变化之快，让规则制定和修改工作陷入两难。
比如陆金所提出要打造“一站式理财服务平台”、积木盒子表示转型为“综合智能理财平台”、人人贷明确“个人金融信息服务平台”发展方向，很多P2P平台也陆续将原有的P2P业务逐渐剥离。
破解监管难题
P2P网贷监管办法出台背景所面临的困局，正是当前中国互联网金融监管陷入两难境地的一个缩影。
参与决策的高层人士对互联网金融业态的认识也不尽相同，这种分歧长期以来一直存在。有的主张实行弱监管，为互联网金融创新留有余地和空间，有的则认为应该采取更加严厉的监管措施，防止金融风险的爆发和传染。对互联网金融业务如何监管？监管到什么程度？各方各执一词。
一位接近监管层的人士直言，很多互联网金融是披着一张互联网的皮而已，如果管得严容易戴上阻碍创新的帽子，监管很难做，如果撒欢放开让它们跑，那太快了，治理成本也太高，因此又不能放得太开。显然，这种“度”的拿捏并不是说起来那么容易。
更让监管部门头疼的是，互联网金融业务创新性太强，按下葫芦浮起瓢，业务“变种”极为迅速。今年“两会”期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坦言，（互联网金融）形势发展很快，原来出的文件还没有真正落实执行，还没有全都做到，又有一些新挑战，还需要进行新的研究。
对比国际发现，中国的互联网金融业态带有典型的“中国特色”。
在北京网贷行业协会秘书长郭大刚看来，形成这种特色背后的逻辑是，中国金融市场正处在半管制状态向全面市场化转变的阶段，正在经历“经济金融化”和“金融信息化”叠加的进程中，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互联网金融被赋予了金融信息化和服务实体经济的双重角色，在一个市场化程度不高，监管制度相对滞后的市场环境下，互联网金融创新和探索，往往非常容易触及法律的底线。
以美国市场P2P网贷为例，金融市场高度市场化，已经形成层次分明的放贷组织机构体系，建立了相对公开、成熟的法律规则制度，P2P网贷自然而然会回归个人与个人信贷的本源，网贷平台主要充当信息中介的角色，或者从事债权交易、流转平台业务等，其业务开展接受美国证监会监管。
中国金融市场发育程度离完全市场化尚有很大距离，互联网金融领域监管政策如果完全照搬国外，有可能造成水土不服，甚至带来更大的扭曲和风险。
这几年，业界学界经充分讨论逐渐形成一项共识，国内互联网金融本质仍属于金融，没有改变金融风险隐蔽性、传染性、广泛性和突发性的特点。基于金融业务本身的外部效应和互联网金融的媒体特性，需要构建与其相适应的监管架构和法规制度。
从实践看，互联网金融创新极强，且具有跨界融合的特征，行业的兴起加快了金融业混业经营的进程，并对监管体系的及时性、针对性、有效性和完备性提出新要求。目前，分业监管极易引起监管重复或者缺位，监管盲点和监管遗漏现象日渐突出，各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交流不畅通、政策相互冲突、信息传递延时等问题都会影响到监管效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副研究员郑联盛认为，互联网金融深化了金融业综合化和混业化经营趋势，而现有监管体系是分业监管模式，以机构监管作为基础，呈现出混业经营趋势和分业监管体系的制度性错配。
如今，时隔十几年后，中国金融监管架构迎来新一轮大调整，乐观的预期是，新调整有望快在今年6月前后正式启动。在这关键的节点上，互联网金融作为颇受关注的新型业态，金融监管架构调整理应充分考虑这一因素。
对此，多位业内人士提议，有必要重新审视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思路和基本原则，尤其需要结合此轮金融监管体制改革，重新搭建适应互联网金融属性的监管架构。
有金融行业的从业者建议，目前机构分类监管的思路，使得不少互联网金融企业仍没有被纳入从事金融行为的监管范畴，应该针对互联网金融的“业务”和“行为”制定统一、开放、透明的监管规则，从“管机构”向“管业务”转变。